《诗歌周刊》第355期

来源:本站原创 发布时间:2019-10-07

  ■ 特别报道徐敬亚当选《诗歌周刊》2018“年度批评家”徐敬亚/获奖感言:民间之奖才是诗之线份授奖词四十年做了四件

  经《诗歌周刊》年度人物评审委员会15位评委于3月22日至31日投票,在获得《诗歌周刊》2018年度批评家提名的31位作者中,著名批评家徐敬亚以13票当选《诗歌周刊》2018“年度批评家”。徐敬亚,男,1949年生于吉林长春。1973年开始写诗,1976年公开发表诗歌作品。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与王小妮、吕贵品等成立《赤子心》诗社,创办《赤子心》杂志。1979年,作品《早春之歌》在《诗刊》头条发表。1980年,与舒婷、顾城、梁小斌等参加首届青春诗会,结识北岛、芒克等朦胧诗人,参加《今天》的文学活动。

  从1979年创作《奇异之光“今天”诗歌读痕》起,40年来,徐敬亚全过程地参与了中国现代诗的建设:

  一、《崛起的诗群》。这篇被称为“投向诗坛的一枚炸弹”的长文,成为朦胧诗乃至中国现代诗的“宣言”。此篇宏论,使徐敬亚成为当代文学发展史的标志性人物。

  二、1986年,徐敬亚作为《深圳青年报》编辑,一手发起并主持了“1986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联手《诗歌报》先后刊出了总计7个版、64个流派、100多位诗人、13万余字的诗歌作品和宣言,以及他本人撰写的《生命:第三次体验》和《编后》,在全国掀起了“诗歌大展”热潮,蔚为壮观。徐敬亚成为朦胧诗及其弑父式“第三代诗”的双重推手,后一次更是决然的自我超越。

  1987年,《深圳青年报》解体是一次壮烈的陨落,而徐敬亚力推第三代诗人的论文《圭臬之死》又导致《当代文艺思潮》辉煌的沉寂;1989年,《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红皮书)出版。这两个年份也导致诗歌(包括文学)在当代发展史上黄金时代萧瑟地中断。随着经济大潮湮灭的诗歌,大面积转入“地下城”调整与打磨。此期间,被民间誉为“红皮书”的《大观》成为研究彼时中国民间诗歌史的第一位的资料。

  三、在九十年代断续的文学活动中,徐敬亚仍然关注着中国诗歌。先后著有《中国诗批判纲要》(1990)、《失语的诗人》(1992)、《隐匿者之光--中国非主流诗歌20年》(1996)等重量级作品。2004年,徐敬亚回归诗界,先后发表《父亲应当及时死去》、《重新做一个批评家》、《诗由流落到宠幸》、《诗歌回家的六个方向》、《原创力量的恢复》等系列评论。2004年是徐敬亚诗歌批评的一个转型期,他由宏观批评转向“诗歌细读”。同年,开始在《特区文学》主持“读诗”栏目“读诗批评家联席阅读”(2004年起)、“读诗十大网络版主联席阅读”(2006年起)、“读诗诗人联席阅读”(2010年起)、“读诗中国网络诗歌抽样读本”(2013年起)、“ 读诗新经典导读”(2016年起)。至今,“读诗”栏目已进行整整15年。今日头条、抖音、西瓜视频NBA大数据:90后人群对NBA关注度最高,2004年受聘海南大学教授后,徐敬亚在校园内独创了一种新的诗歌方式《诗歌月读》。

  四、2011年8月,徐敬亚向韩庆成提出中国诗歌流派网构想,决定共同创办网站。从此开创了“中国诗歌流派网”的诞生与兴起。同年10月,组织中国诗歌流派网上线并出任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主编。至今,流派网注册会员27万余,发帖量接近1000万,达世界现代诗网站之最。

  《诗歌周刊》年度人物评审委员会认为:徐敬亚是中国新诗现代转型的即时总结者和坚韧推动者。在长达四十年的批评生涯中,他以独立的观察、敏锐的触角、果决的行动,见他人所不见,感同侪所难感,做前人所未做,始终立于诗歌潮头,孤胆前行。

  无论作为大龄学子,还是古稀学者,徐敬亚一直童真不泯,坚守民间立场,仗执另类之剑,行走诗歌江湖,与英雄好汉对酒当歌,同牛鬼蛇神推心置腹。从朦胧诗、第三代到网络诗歌的漫长岁月中,他与极少数卓有远见和勇气的批评家一道,铸就了中国现代诗独立意志与自由精神的不死传奇。

  《诗歌周刊》创刊于2012年4月10日,以中国网络诗歌抽样读本为己任,是目前唯一规范制作、栏目丰富、内容原创、每周出版的国际互联网在线诗刊。经过七年的坚持与发展,《诗歌周刊》及其依托的中国诗歌流派网,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新媒体诗歌内容平台,发布方式涵盖网刊、论坛、网站、微信、博客、微博等各种新媒体形式,为新媒体诗歌的发展与传播,为网络诗人的发现与推出,发挥了重要作用。2012年5月14日,《诗歌周刊》从第6期起,开辟封面人物栏目,系统梳理中国新诗和外国诗坛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人物。徐敬亚是《诗歌周刊》第100期封面人物。

  附:《诗歌周刊》2018年度人物评选启事《诗歌周刊》2018年度人物评选,分三个奖项分别进行。2018年度诗人评选,将延续2017年度评选办法,推选一至三位。2018年度批评家评选,将保持2016、2017年度评选办法,推选一位。2017年度的第五届致敬诗人评选,评委会主任先后提名两位诗人,第一位诗人因评选存在巨大不确定性,内部讨论时,最后时刻放弃提名;第二位提名诗人因个人原因未在有效时间内回复。为保持年度和届数的一致性,评委会决定《诗歌周刊》第五届致敬诗人空缺。2018年度评选第六届致敬诗人,延续往届评选办法推选一位,由评委会主任提名人选,交评委会审议决定。现将2018年度诗人、年度批评家推选细则公布如下:

  1、被推选人不限性别、年龄、国籍,年度诗人候选人须在2018年《诗歌周刊》或《诗日历》累计发表诗歌作品15首以上(含15首,重复不计,下同),年度批评家候选人须在《诗歌周刊》或《诗日历》发表诗歌评论4篇以上;

  2、推选分两组进行,第一组为《诗歌周刊》、《诗日历》编辑推选;第二组为读者推选(含自荐)。推选请注明被推选人姓名以及作品在《诗歌周刊》、《诗日历》发表的期数,发至邮箱:。推选截止时间为2019年3月10日;

  3、由《诗歌周刊》、《诗日历》编辑团队和历届年度诗人组成评审委员会,投票决定当选人选;

  4、2019年4月10日(《诗歌周刊》创刊日)前后,在中国诗歌流派网论坛、微信(《诗日历》)、博客,同步网络发布评选结果。适当时间,举办2018年度诗人、年度批评家和第六届致敬诗人颁奖典礼;

  5、4月10日前后的《诗歌周刊》,将把2018年度诗人、年度批评家、第六届致敬诗人列为封面人物,发布年度人物简历、当选感言、当选作品、访谈,以及由20位诗人、批评家、编辑分别撰写的评荐词。《诗日历》也将分期发布上述内容。

  我早就侥幸地拿过了大奖。那是36年前,我获得的奖,是变形之奖,是对手一手制造之奖,是作贱诗之者和鞭子一起颁发之奖,是那辆文革牌宣传车传播之奖。感谢《诗歌周刊》敏锐地发现了我的最新动态,感谢众兄弟们的抬举之意。

  民间之奖,才是诗之真奖。哪怕只有一个你心中的敬重者为你颁告天下,那奖也带着敬重者一个人的全部尊严与价值。

  这几年,我的确在不知不觉中写了几十万字。但写得仍然不伦不类,烟消云散。我这个批评家做得歪歪扭扭、自生自灭。原属另类,今更不群。

  一个人总以为自己抓到了想抓的那条鱼,但结果所有的鱼都游走了,只留下鱼的形状与抓鱼的姿势。我就是那个徒手抓鱼者,我的手中早已一鱼皆无,但我知道,我触摸过鱼的鳞片,我与它们对视过彼此的、灰白的眼神。

  一个人,对自己永远不会满意。如果得相反的奖、失败的奖,我倒可以给自己颁发很多。可叹木已成舟,原本并非直木,舟亦必造得弯曲。好在天下的笔直全都由弯曲修改而成,我们正行进在弯曲之路。

  诗,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弥漫,这样细碎,这样盛大。几十年前的人们无法想象今天我们如此地被雾化的诗所包围、所浸润。诗永不会坠落,它只是化成了最微小的因子,假冒般地混入了生活。诗的高贵、稀有,也不会改变,它只是被焦急的世俗挤压到了我们灵魂最偏僻的角落。这注定是一个令批评家们难堪的诗歌年代,它看得清我们的错误,我们看不到它的智慧。

  只要有生存相伴,它便没有停止。它做过巫师与圣贤,它今天只想做凡夫俗子。它永远产生欲望,却时时消解圭臬。它惟有被限定在每个人的灵魂之内,但它却能伸出无边的手,没有边界。

  看了徐敬亚一系列关于诗的评论,使我对这位交往并不多的评论家肃然起敬。他的生命因为被高贵的灵魂驾驭而真实,而执着,而犀利,而勇猛,而深刻。他理所应当被我们整个民族敬爱。在这个以说假话苟且生存的蛮荒年代,他的灵魂勇敢地冲出了自己,英勇地捍卫了文学的也是诗的更是人的生命及生存价值得以健康成长、而如今显得极其脆弱的土地。我深深地感谢他高瞻远瞩地解剖包括无情解剖自己在内的当今中国诗坛的致命性弊病。他的痛苦而犀利深刻的评论,正是中国诗坛、文坛拯救自己的良药。叶文福

  上个世纪的新诗潮动已随时空远逝。阳光一闪,瞬间人生。然而,一些推动新诗潮者的历史功绩并没有为人遗忘。他们背景各异、姿态各别,都不失社会良知和精神担当!令我难忘的,有当年尚在北方大学就读的徐敬亚。

  人类诗学空间不仅驻足社会,也同时投视与移步于星际。时至今日,无论在艺文创作、研究、评论等不同领域,尚年轻一代中谁拥有最大的精神潜能?我以为,无论东西方、几代人中都不乏头角峥嵘者,当选《诗歌周刊》2018年度批评家的徐敬亚,就是其中的一员。从过去到现在一以贯之,徐敬亚始终不乏足以面对不同精神“角逐、挑战与搏击”的气场和能量。在国内时,我们曾见过一面,在贵州高原花溪“诗书画”梦巢,他来到河畔山脚却匆匆离去。愿此世今生终有青空下重逢品茗诵诗之日。

  天公抖擞,重新振作起来,不拘一格时,所降者必是奇才,一个以左手开发大脑的徐敬亚,从来不循规蹈矩,他居然在文化贫瘠,又受日伪摧残过的长春,以崛起的诗群,引领一个时代,其宏图大展时,又搅动了华夏。

  民族之幸,时代之幸,与其共事者,乃同仁之幸。落笔后,沉思良久,还感受着那种欣慰。

  作为朦胧诗与“第三代”的重要理论推手,徐敬亚半个世纪以来一直站在中国诗歌理论的前沿阵地上,注视、评判、推动着中国新诗的发展。

  他的诗论观点犀利,切中要害,每逢推出,都能引起诗歌界的一阵山呼海啸。他倡导和力推的“诗歌大观”的展现形态与“诗歌月读”的剖析方式,也屡屡在中国当代诗坛引起震动。

  徐敬亚在他的一首题为《既然》的诗中写道:“既然与彼岸尚远/隔一海苍天/那么/便把一生交给海吧/交给前方没我标出的航线”。

  “杰作堆”就是一片海,置身在这样一片海里,批评家笔下,无论是巨浪洪波,还是星汉灿烂,永远是一片风景连着一片风景。

  作为一个诗人批评家,徐敬亚一直保有诗的直觉和批评的激情,而这种能力绝不会随着年事渐长而减退,因此我更赞叹他生命的活力和率真的性格。他能够将这些脾性与心智上的天赋快速转换为话语的资源。他不那么喜欢抽象思辨,不那么愿意在耐心观察中拖延对事物的判断,却常常能够依赖艺术直觉和生存体验对之作出清晰地认知。他有时候让我觉得多读了不少无用的书,而少了他生活中那些仰天大笑的时刻。尽管徐敬亚曾远离诗界多年,然而他至少有两件事不会为人们遗忘,一是80年代初期《崛起的诗群》那篇饱受争议的雄文,二是功德无量的1986年《深圳青年报》的现代诗大展,它们都有力地介入并推动了当代诗的进程。我知道他是一个极其热爱丰富性和可能性的人,他的直觉与激情也仅仅有一小部分用在了批评领域,但他抓住了一些历史的机遇,而当代诗歌史也紧紧地盯住了他。

  徐敬亚从激情燃烧的岁月走来,那篇饱受围剿的“崛起”,摧山搅海,终于载入史册。而后他汪洋于“现代诗大展”,恣肆于《圭臬之死》《隐匿者之光》,继续撬动旧秩序的门锁,为中国现代诗意识的觉醒,赴险如夷。徐敬亚当属虎踞龙跃之才,嫉恶如仇,金石振声;携雷系电,卓识远度,是中国诗评界极具奇思妙想的命名者。他泉思如汇,别具只眼,从全景俯瞰到细部摩挲,以独特的行文方式,常常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复出后的“老顽童”,初心未泯,运筹民间,高扬自由话语的大蟗,开辟文本细读领域。表面上率尔操觚,实则是运斤成风的一剑封喉。他酣畅胜场,优游自如,以直觉的穿透加诗想的华彩,充满过山越壁的惊觉、跳雨翻荷的亮丽。

  徐敬亚以其代表性的诗评《崛起的诗群》以及由他策划的“1986: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展”,彰显其20世纪八十年代重要诗评家的地位与形象。徐敬亚为第三代诗人的摇旗呐喊,尤其是对朦胧诗群体的美学定位,凸显了其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的独特贡献。在20世纪九十年代迄今为止的历史时段里,徐敬亚一度身居边缘但始终保持着对于当代诗歌发展态势的持续关注与敏锐观察,他敢于大胆发表自己的诗学见解,他的话语风格与评论风格真诚,坦率,尖锐,不盲从,不媚俗,可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从他充满江湖豪侠气息的言论举止中,我们不但感受到其批评风格一以贯之的鲜明与统一性,而且可以生动感知一位充满20世纪八十年代文化色彩的诗评家形象,殊为难得与可贵。谭五昌

  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是现代诗的宣言书、宣传队和播种机!他的《圭臬之死》是投枪,是匕首,是决绝的转身!他的检讨书是诈降书,是反向的路标,是纯毒疫苗,是百毒不侵!他策划的“1986中国现代诗群大展”,是丰收,也是收割之后的荒凉。如今,这位历史的酋长,在“特区文学”的试验田里,做着现代诗经典化的努力,呈现出现时代苟延残喘的精神境遇、疲惫不堪的诗歌图景,以及持久大战风车的韧性品质,勾勒出一幅西西弗斯躬身前倾的剪影!

  在我的青年时代,徐敬亚的所为所论,就带有某种先知意味。他宣告了诗在未来,他是在黑暗中寻找、确认神迹的人,他为一群孤立无序的言语留下了在时间中的刻度。他最早让文学批评呈现出诗的特质:展示未知与不可能,表达各学科要从人类精神中试图清除的东西。如果说其他文学批评像条条大路的话,他的文学批评更像数条大路汇拢的米字形路口,即融汇了观念、学术、现实、情感、想象和爱,又是从这些已知部分的越狱与逃离。他近年直面现实的批评让我意识到,在越不自由的国度,我们越要让诗歌成为语言中最自由的公民。只要自由地写诗、自由地言说,我们就活在自由中,诗是我们自由的祖国。

  徐敬亚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作为当代诗歌运动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他敏感地捕抓到了诗歌发展的脉络,在每一个转折关键点上,为刚出现的新的艺术表现和新的思想鼓与呼。他1983年和1986年发表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和《圭臬之死》为新时期以来的当代诗歌的革旧鼎新点燃了理想的薪火、注入了批评理论的活力,也因此形成了他个人富有生命激情和理论激情特色的批评线年夏,由他发动和组织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展强烈地推动了中国当代诗歌的现代转型,使当代诗歌由集体主义话语向个人主义线年代和新世纪的诗歌写作开辟了巨大的创造空间。徐敬亚的批评建立在对具有人类价值的思想的认领和对时代精神的勇敢召唤之上,他以自身的生命激情和艺术良知,在理论批评方面为中国当代诗歌提供了一个具有历史意识和世界意义的标高。近年来,徐敬亚投身于纷繁变化的诗歌现场,纵横捭阖,激扬文字,扶掖后进,为当下诗坛展现了一个富有活力、可兹期待的诗歌图景。基于徐敬亚的前瞻性视野和富有人道情怀的批评激情,他获得《诗歌周刊》2018年度批评家称号当之无愧。

  一时先锋比较容易,而持续先锋就很难;姿态先锋容易,而实存先锋、品质先锋就难;非诗先锋容易,而诗先锋就难;诗先锋相对容易,而诗评先锋就难上加难。历史与事实在在明示:新时期以来诗坛“常青树”徐敬亚先生是位难得一见的、持续先锋的、品质先锋与实存先锋兼具的跨世纪诗评家。他不只是剖析先锋诗,为先锋诗鼓劲,还常常立于先锋诗潮头,为先锋诗领潮,同时不忘架设起沟通雅俗之桥梁。他是一位永不褪色的、始终在前沿现场高声发言的新诗英雄。

  四十年,蠹虫足以腐蚀掉一个国家的根基;四十年,大风足以荡平一座高山的峰顶。但是,四十年却不能动摇一个批评家成熟的心智,他尖利的牙齿依然不时地向着美学的邪恶与平庸咆哮和示威。作为一个批评家,在文化与美举目荒瘐的时代,能够先知先觉,感受到冻土之下新生命的萌动,也许并不是最难的;更为困难的是,在漫长的平庸岁月里,始终保持敏锐的嗅觉和精准的美学捕猎能力,活成一个阿甘本式的“同时代人”。是的,这个永远不肯退役的诗歌艺术的猎手,名字叫徐敬亚。

  徐敬亚是三个崛起的勇猛旗手,在草色遥看却余寒犹厉的后“文革”时代,怀孕出水痘会导致胎儿“畸形”?其实未。他用自己年轻和灵性的如椽之笔,为新的诗歌美学的兴起鼓噪呐喊。从朦胧诗歌的崛起,到新生代诗歌的演进推移,直到时下目迷五色的纷纭诗坛,他都是一个拒绝言说而不可抹杀的存在。多年来,在退出诗歌现场之后,他一如既往地注目这一曾经诞生了他的光荣与梦想之地,并以边缘化的立场和旁观者的视角予以审视。而且,正是借助这一立场,使他可以洞察诗歌内部某些习焉不察的获取和弊害,也利于他不被裹挟其中,客观冷静地提出揄扬激励和矫正批评。丹青不知老将至,持续燃烧的生命热情,恩赐他青春的活力和时代的敏锐感。无论是投身于商业活动,还是寄情于自然风物,都构成了他与这个时代的肉身关联和精神扭结,他仍然是这个时代诗歌醒目的符号和标识。

  自第三代诗歌运动以来,在中国汉语诗歌现场,徐敬亚先生无疑是一位“纵火者”。他以其独立的人格力量与超凡的诗学勇气,首倡“中国第三代诗歌运动”,对新诗以来的诗歌生态与创作进行了历史性审视与深层爆破,直接推动汉语诗歌从宏大的题旨与叙事回到生命本身,回到诗歌本身,回到世俗生活的场景与细节。这个重要的诗学命题的流变,对汉语诗歌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建设性意义,是一场以诗歌的名义演绎的中国思想文化嬗变的序幕。近年来,他敏锐地洞悉了微信语境下汉语诗歌创作与传播的碎片化、浅表性特征以及像毛细血管一样生长的诗歌形态,其放荡不羁而蕴藏生命内力的诗学灵魂,对汉语诗歌现场又构成了一次蒸腾着热浪的诗学审视。

  在诗歌批评界,徐敬亚可谓“自由的战士”“真的猛将”,敢于对先在的、精致的、禁锢的、伪装的、后进的、油头粉面的、学术正统的、不痛不痒的一切说“不”,亮剑。他领风气之先的“圭臬之死”无异于尼采的“上帝之死”,甚至比“上帝之死”的四种含义更为复杂、丰富,且一剑封喉!他的批评具有散漫而有序、现场而高远、思想而艺术、扫除学究气而根植学理的内在统一。类似于本雅明的“惊异”,其独特、奔放、痛快淋漓、富于精神向度和人性味且无法之法(“非批评的批评”)、辨识度极高的文风大大激活、刷新了当代诗歌批评气象。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徐敬亚的诗歌批评是不合时宜的,《崛起的诗群》、《圭臬之死》、《不原谅历史》等,是对平庸时代抱有的深刻警觉和敌意,且以一个掘墓人的姿态反抗着一个时代的平庸之恶。徐敬亚的诗歌批评精神独立,或以《重新做一个批评家》自嘲,清除掉诗歌批评的专业套语,或以一个先知的气度,进入一个时代的历史语境致力于诗歌精神的宏阔追问,一语道出“诗的受虐之地”,表面是词语的痛迹,实际是大于徐敬亚的人生半径。徐敬亚的诗歌批评蓄力,是一种潜伏在黑色幽默之下的再生之力,既有前瞻之力又有后撤之力,恰若一条可以标示华夏民族精神的曲线,掌握在徐敬亚的手中,不可以被置换,也不可以被仿制。

  诗歌界都知道徐敬亚是中国诗歌流派网创始人,但有许多人仍不知道他已宣布退出,正是在他离去之后,《诗歌周刊》的评委们决定把2018年度批评家的奖项授予徐敬亚,既是举贤避亲,又是众望所归。

  与学者型文学批评家循规蹈矩的理据论证略有不同,徐敬亚是真正具有诗人气质的文学批评家,血液里都鼓动着一种难以抑制的激情和创新冲动,加之审美学养的深度浸润和哲学信仰的有力支撑,使其完全具备了大批评家的格局和视野,因而他的许多批评都属于划时代的开先之作。他不是先知先觉的预言家,更像是筚路蓝缕的思想者旗帜总是逆风飘荡!

  他对“朦胧诗”的权威阐释,一度成了徐氏的独家话语。他的大学论文经“一只奇怪大手”的再度放大,产生了浓缩铀般的轰动效应,其冲击力甚至超越了文化领域,兼具思想革命的意义成为中国现代诗的宣言!他的某篇文论,本是靶向定位的战术核武,经过“傲慢权力”加持,瞬间变成了战略级氢弹,摧枯拉朽般直捣伪新诗祖坟,重建了现代主义美丽新秩序。

  《奇异的光》、《崛起的诗群》、《圭臬之死》......中国文学史上的里程碑,就立在那儿高山可以仰止,但谁都无法逾越!

  徐敬亚的诗歌批评,始终站在历史与文化的维度上打量生命的走向与语言的可能。他警惕时代对生命与语言的强行干预,标举生命与语言对时代的自觉对抗。所以,他的诗歌批评针对的,不仅仅是诗歌的内部构造,更是生命的尊严与修辞的诚意。他的批评有情怀,有担当,有生命的温度和文化的视野。他以战士的姿态,以金属的声音,叙说着生命的自由意志,捍卫着诗歌的独立精神!

  徐敬亚是当代中国极具影响力的诗评家,以《崛起的诗群》扬名于海内外。他的批评去伪存真,尖锐深刻,大刀阔斧,酣畅淋漓,批评风格极具特色,既有理性的缜密又有诗性的激情,鲜见、锐利,在批评界影响深远,显示出其傲视群雄的抱负和能力。

  敬亚先生的评论文字鲜活、精致,充盈着饱满的生命般的激情和睿智,犹如一股清澈的溪流激荡你的感官。读他的文字你绝不会犯困,从头至尾都有一种品尝鲜果的美妙之感,在给你味蕾极大享受的同时,总会给你的头脑和思想注入高品质的营养。

  敬亚先生:首先祝贺您当选为《诗歌周刊》2018“年度批评家”!一方面,虽然不论是为诗、为论,抑或官方、民间,您已获得许多殊荣,而本次“年度批评家”依然非您莫属。

  但目前这一站一刊均处于被迫密封时段,籍此档口,众评委将“年度批评家”颁奖予您更有特殊意义。

  借“年度批评家”访谈之机,期待再次唤起一段历史记忆,并探讨当下艰难,寻求诗歌朝下一个空间的突破可能。

  在“崛起时代”正如您《谁能同时站在两条彩虹上》一文所说,一代大学生经历突然恢复的高考与突然涌起的诗歌热潮,幸运而罕见。这两道彩虹相交,永远成为一个特殊的时代景观。基于您当年的广泛阅读与深切领悟,“对中国诗歌的局面、动态与细节了如指掌。不知不觉已经站在了中国最高的学术观测视角之中了”。而今,信息时代的阅读、视听,在令人眼花缭乱中平添惶惑。那么,如何真正地有效阅读以把握制高点,请就此谈谈经验。

  那是一个初始的年代,那也是需要“英雄”的年代。我只是恰巧站在了起跑点上。我说过“哪怕是一泡狗屎,偶然也能成为里程碑”。

  具体可参看我写的《中国的第一根火柴》、《把朦胧诗的价值告诉后来人》、《整个天空都充满了他的翅膀》,以及《一个诗歌时代的“纵火者”》(南鸥访谈)、《“准诗”的时代已经来临》(延河访谈)。

  您的评论,除了理性穿透力之外本身亦有诗质,正如您曾几次说到克罗奇的《美学原理》中关于“直觉即创造”的美学理念,“成为我个人美学思想的最主要来源”。(《徐敬亚的读书观答《深圳商报》文化广场问》)。直觉一方面需要培养,另一方面是否有先天的差异。那么,在这两方面应当如何看待并展开历练?

  夸张地说,我一生只读过一本理论方面的书。那就是意大利美学家克罗奇的《美学原理》。一个人一生中一定读过很多文字。但绝大多数成为过眼的云烟。有一些即使记住了,成为一个人的日常谈资或学术引用的经典。而在一般人看来,最好的读书效果,可能是某些书影响了一个人的思想或学术。但,克罗奇的《美学原理》对于我,不是过眼,不是谈资,不是引用,甚至也不是“影响”,而是颠覆,是占领,是重建和新生。40年前我最初读到它的时候,正逢我意识再建之际。那种饥渴与仿佛定向般的追寻,一生难再逢。在教室的最后一排,一本枯燥的《美学原理》,我读得津津有味,读得与作者气通神合,读得思绪万千常常读到了物我相忘的地步,眼前仿佛一片金光。我一生都记得那种无限美妙的阅读:读到最佳效果时,完全忘记身边事,忘记段落、忘记文字和前后逻辑关系之类琐事,头脑里一片通明,心如泉涌后来竟然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我拿出前两天的读书笔记,完全分不清读书笔记上哪些话是克罗奇说的,哪些话是我读书时涌现出并记下的后来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把读书笔记每页的中间划一道竖线:左边记克罗奇原话。右边记录我随时产生的想法。这种被击中、被升华、被激活的阅读,一直持续了一两个月。到后来,我的感想越来越多,读书笔记的右边总是大大超过左边。因此,读完了克罗奇的《美学原理》我其实已经完成了很大量的个人写作那些零星的随想与片断的琐记,那些对中国现代诗的零星思考,就是我最早的文学评论。那些笔记,后来构成了《崛起的诗群》中很多段落的雏型。同时,克罗奇关于“直觉即创造”的美学理念,也影响了我的一生,成为我个人美学思想的最主要来源。(《徐敬亚的读书观》)

  克罗奇所说的“直觉”,并不是通行意义的大众词语,而是一个美学家个人界定的美学“概念”。他将生理意义上的直觉范围向外延伸,甚至包括了部分的理性综合功能。因此,这位美学家等于变相地夸大了直觉在艺术创造中的作用。“直觉即创造”这一理论点,对诗歌批评来说,意味着批评家应该更多地追寻、并还原诗人的直觉审美,而忽略诗的语言符号等生硬的文化意义。因此我的文章中几乎从不引经据典,这样做的后果,或许会削弱一些学术上的传承与贯通的所谓深度,但却能更多地靠向读者,接近诗与诗人。

  直觉,具有某些先天因素。但它一定可以在后天的有意识训练中得到强化。如果直觉有“含量”测定值的话,每个人天然的储量应该是相似的。写诗也好,读诗也好,所需要的,只是把理性松弛下来,把原始、本初的感觉打开、再打开。

  新世纪以降,诗界最显著的问题之一是批评失范,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抛开韩寒式否定新诗的稚嫩,诸如老诗人郑敏从源头否定新诗,流沙河认为“除了徐志摩、戴望舒、海子少数很多诗都是口语、大白话,甚至口水话”,文化大家季羡林认为新诗是一个失败,学者肖鹰的诗歌悲观论等等,其影响不容小觑。当然也有争鸣,而这可能进一步加深诗界特别是初学者的困惑。请问,对此怎么看?如何让人们意识到“最可怕的那些像诗的诗”?

  我在《我们内心中被隐藏的部分》中曾概括过当下的现代诗的三种特征:平面化、碎片化、空心化。其实我的目标并不是诗本身,而是哀叹当下在迅猛科技逼迫下的、被隐匿的内心戕害。在这个疯狂全球化下的背景下,不仅诗,所有的艺术门类无不表现出一种浅、碎、空的表象。这或许是人类未来艺术的一种必定的、平淡与浅白的总趋势。未来就是未来,你能说它什么呢。不是好,也不是不好。上帝也没有办法。

  然而,对于我们现在活着的这一代,即仍然逃不出“二战”与“文革”阴影的诗人们与读者们,我们的内心中一定残存着昔日年代所谓的艺术价值。这种苦难意识,属于一种更深入的、更整体的、更人文的诗的理想,它仍然抓着我们。我相信,那只抓获我们之手,一定越来越松弛,越来越无力。但我们至今还无法挣脱,也不必挣脱。其背后的根据,就是这个国家最急切的列车,其额头已经冲到了世界的尽头,而它身后长长的厢体仍然在黑暗的隧洞里蜗行。所以我认为,我们今天不得不心持着两层诗歌准则:一个层面是,对巨量涌现的、浅白的诗,把它们视为心存异端者与工商社会对抗的、卡夫卡式的灵魂自救剂吧。在这个灵魂自救意义的准则下,不懂诗的人们,或者死抱住前朝圭臬的遗老遗少们的指责与不屑,不仅可笑,而且可以忽视。另一个层面,也允许一些执意者们对诗歌保持着最昂贵、最稀有的元诗歌的希冀。直到我们内心的阴影消褪,直到这一代人逐渐退出舞台。这一过程谁知道有多长呢,外部的苦难可能消失,但人类内心的颤抖与不安或许永远。

  我最近想,平面化、碎片化、空心化,也是一个伪命题,可能只是我们从上一个年代回头观望诗歌的、陈旧的“命名式”产物。这些年我指的是新世纪网络诗歌以来,可喜的是,汉语诗歌的口语化在加速,并发生了某些本质的升华。懂诗的人们可以看到,一些从来没有过的、新的诗意方式(模式)出现了。经过充分稀释的现代汉语,裹藏出了大量的、从来没有过的微小诗歌颗粒。以至于我忽然感到了那些最朴素的口语中散发出了一种淡淡的神性。与此对应的是,很多一贯追求经典写作的中老诗人们的写作中,口语的含量与因素也在悄悄增加。中国现代诗新的“经典”正在形成。正如我在“读诗第五季新经典导读”的《前言》中写过的:“2000年后,诗人们在生命方式、语言方式、感受方式多方面均发生了基础性的颠覆。被全民日常经验淹没后,精英意识被迫消褪后的诗人们,智慧空间向更细碎、广泛的方向发展,诗意的多样化,冲击着原有的诗歌准则和诗歌生态。一大批新生的诗歌经典,正在对诗歌系统的原经典进行着一层层覆盖”

  中国诗歌流派网的重要标志即“流派”。在南鸥的“世纪访谈”(之一)中,谈到《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群体大观》(民间俗称“红皮书”),您坦诚认可“流派的泛滥成为公认的最大弊端与败笔”。我认为,除了其中诸如“非非主义”、“干预派”、“他们文学社”等少数有创意的流派,许多旗号与名目的确缺憾与拓展空间。而新世纪前后,这种现状依然持续着,虽然也有例外,但基准线下的更多。不过真正意义的流派既有难度又是诗发展中所必须(我也就此论证过“同人化”),请您就流派现状与建设可否进一步谈谈高见。

  30多年前,流派这个词在中国还相当敏感,甚至险恶。我在《崛起的诗群》中对形成诗歌流派的前提曾作过三条认定:“1、独特的社会观点,甚至是与统一的社会主调不谐和的观点。对于诗来说,意味着多种感受角度;2、独特的艺术主张,甚至是敢于打破“永恒答案”的主张。这包括开拓诗的新领域;3、对审美趣味和鉴赏理想的特殊要求。这要求社会在诗未被大量理解前给予保护,给予其以进一步舒展发挥的可能。”这三条曾成为对《崛起的诗群》批判的焦点。今天看,有点老套了。尽管三条设定大胆狂妄,但从多个限定词中仍感到小心翼翼。

  1986年,我最终把大展定名为“中国诗坛1986现代群体大展”。这不是勇气的局限,而是学术观念上的保守,说明我当年对“流派”这个概念仍然保留着相当的敬畏,甚至过敏。

  前些年,我写过一篇文章,叫《把诗歌流派看成QQ群行不》,对这一问题有过略微的纠正。

  我认为:对“流派”这个概念,不必过于神秘化、神圣化。它不仅是一个相当宽泛的化学成份意义上的学术称谓,也越来越成为一个物理性的、社会性的特定群体所指。

  流派,首先是一个派别、派系,是一伙人。然后才是“流”。从最狭义的角度,纯粹的流派几乎只在实验室里才能产生。所以别较线世纪。此种多极、多元、多样的日子,不仅我们这一代从未经历,古往今来的人们都没有生活过。古人不会想到几千年后人类整天被一些数码一些像素一些信息弄得筋疲力尽。有一次,一帮朋友拍照时我忽然想到了一句话:我们所有人全都成了像素呀!而今的一切全被规范,全部被格式化了。所以,别苛求。

  在全球化的今天,一个人能安静地坐下来写诗,读诗,本身已经是一件奢侈的事,甚至足够伟大。如果这个人又千方百计地找到了几个与他相似的同类,找到了一个讨论怎样写字儿、想事儿的小圈子。他应该举手加额了。圈子,这个似乎不怀好意的词儿,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现代诗人们苦度岁月的救命稻草。

  所以我曾还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诗,现代人的自我拯救术》。说的,其实是一个被迫QQ的过程。所以,现状是良好的。建设嘛,只须按照生活的方向、QQ的方向,顺应行走就行了。

  在“世纪访谈”(之四)中,就“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之间的关系,您认为,“在艺术领域,包括文学与诗,从来都有雅与俗之分。”我同样认为这两种写作之间的鸿沟并非“虚设”,更不是“相互指认的闹剧式存在”,也同意彼此有雅与俗之分。但这里有个问题,即“雅与俗”之间并非稳定不变,对其褒贬同样常常滑动,甚至逆转。基于此,想听听您的深入看法。

  在中国,“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之间最割裂、最对立的时间表,正是由世纪之交的“盘峰论争”画出来的。那是最高潮的顶点,也是从高潮后下行的起点。从那以后,此差此异,一天天在消融。像两个人撕扯着打架,没有人把他们拉开,是生活一天天松开了手,是现代诗的进化使两伙知趣的人不得不互相渗透、并肩而行。聪明的人都能看到,民间写作世风日盛。中国几乎百分百的写作者,没有谁想退回到计划经济下的写作背景中。沿着公民社会的个人记录的方向写下去已成定局。因此,知识分子们的身上,也常常透出一股股野莽的民间味道。

  知识分子写作,不是对写作者身份的判定,而是一种诗歌写作的、理性的美学方式。这类写作,并不是有意地“雅”,有意地玩技术。而是写作类型的分野,或者说是意识类型的差异。知识分子写作,更尊敬理性,更尊敬智慧,更尊敬元诗态。他们认为诗是一个智慧空间,因此更追求修辞的精致与结构的完美。这没有什么错。或者说他们也不是故意地矜持。每一个人的思维模式不同,感觉方式不同,性格与经历也不同,因此价值取向必须差异。这类诗如果写得好,也常常相当诱人。从阅读的角度,当他们玩得很开的时候,诗常常如在崎岖山路上盘旋,艰巨的难度令人产生愉悦快感。就我的阅读经验来看,雅,总带着一种艰涩。俗,总带着一种粗鲁。最好的配方,可能是三七。相互渗透的雅俗杂味,可能恰好。

  张无为:您在西木诗歌研讨会上的讲话中说过,“想当大诗人,你就要把自己设为先知,剔除许多不洁的东西,你还要想着走非常遥远的路。”对此我很是赞同。这应该是对诗人与诗歌的极高要求,尽管是使命之一,也可能是宿命之一。那么,请详细谈谈什么是诗人、大诗人?

  在今天,能写几句诗的人太多了。青春期的骚动、生存路的不平,或者偶然以奇文书写怪语,以文字瞭望星空,发发怨气豪气,抒抒胸襟与情怀。没错,这些的确都理应属于诗的大范畴之内。不过,这只是说明他假借了诗的方式,与自己、与世界、与语言进行了对话。

  真正的诗人,是一个整态的、生命的感知体,一种清纯的、带有自我惯性的直觉智慧,一套具有独立空间规则、节奏与界限的语言系统。此三界,其实已经构成了诗的最高境界,也是诗人群体的基本章法。入此门界者,为诗人。此门之外者,为人诗。而诗人的内部层次,是看他向这个章法无限靠近的尺度与纯度。

  在这个世界中,一个人的生命体验与直觉智慧、语言系统,已经形成了浑然一体的空间。在这个雾化的空间中,他构建出另一个平行于世的、抗衡于世的、另一个独一个惟属于自己的王国。这是一个具有异常影像、玄妙气息、独立味道的国度。他制订出生灵的法则,安排着万物的节奏。他不是先知,却能够把自己内心的影像放大到覆盖整个世界的假设之中。这样的诗人,不再是散兵游勇,而是一支整编的军队。这样的诗人,也许并不真实地存在,他是一个遥远方向上的巨型黑洞,它发出的无形的、舔嗜般的引力,却会使我们一直内心深深向往。

  有关诗歌的代际命名。如谢昌秉在《第五代批评家》(《当代文艺思潮》1986年3月)中认为:“五四”的先躯者们属于第一代;左翼文运尤其在鲁迅思想影响下形成第二代;建国后十七年的批评家属于第三代;第四代指的是新时期中承上启下的重要一代;第五代是让人兴奋新一代,其骨干有黄子平、王晓明、吴亮、许子东等。同理,20世纪中国新诗也有百年代际规划,依谢之分代,则“第三代诗人”实应为“第五代”,正如您曾说“新诗”百年不再新。对此,请问您有哪些进一步思考?

  文学的代际,并不重要。正如一个人改名之后脑袋并没有改变。上述的划分,基本是以政治和国势的变迁为参照。在我看来,文学与诗之天下,只分两坨。2000年之前是一坨。新世纪之后是另一坨。

  必须看到,整整一个世纪过去了。老笋已经干枯,没必要一层层剥析那些陈皮。前面,全是古典。后面,尽显现代。天色早已大亮,还要一遍遍敲打三更之鼓么。

  您的文学批评与创作实践能契合并进,交相辉映,且您属于砥柱于前沿风口浪尖上的诗人型学者与批评家。一般来说,从事文学理论写作与文学作品创作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甚至如桑塔格所说有一个作家和一个学者造成的分裂感。请问您在一边研究理论、一边从事创作,对这种“分裂感”是否有自己的独特体验与处理方式?

  世人心目中的批评家,应该学贯中西,应该引经据典,应该起承转合,应该著作等身,应该桃李天下。

  我心目中的批评家,基础身份只是一名普通的读者。他或许对古今中外都一知半解,但他的一知半解却是王水溶解金属般地吃透了微言大义。他必须有最灵敏的美觉,能读懂一切花言巧语。他必须有活的文字,他说的人话能声声入耳。他必须有大视眼小专注,又能如傻犬一样忠于内心。

  中国诗歌流派网一直坚持推进真诗前行的立场,并且走出包容、多元之路,同时也在寻求自身个性化。也毋庸讳言,这里有许多诗爱好者与初学者,他们在诗路追寻中如饥似渴。就此请您对民间诗歌网站包括民刊的当下问题及发展前景提出指导性建议。

  张无为:狄更斯《双城记》开头:“这是最美好的时代,这是最糟糕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头,这是愚昧的年头;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艺术的发展充满悖理,有时用感觉回答可能更完备。譬如:“当天地翻转过来/我被倒挂在/一棵墩布似的老树上/眺望”(北岛《履历》)是那“一代人”的深刻感悟请您以诗笔作答。

  以优异成绩考入名校东北师大附中。学习成绩好,文理科均衡,作文一般。爆发时,就读于长春市11高中。因出身及母亲劝阻,文革逍遥。

  春,转户至九台县卡伦公社。同年抽调任双泉学校代课教师。教小学2年级、4年级语文算术,后教带帽初中一年级语文及历史,并任班主任。

  春,因调回城。任长春第12中学代课语文教师,并任班主任三年。带领学生整风、挣班费、学工、学农,同时兼任学校乒乓球队、美术小组辅导员;开始写诗,带领全班同学上台朗诵师生对答长诗等。

  因代课教师迟未转正而离校。同年参加城市招工,进入长春市豆制品厂。做过建筑工、水暖工、机修工、锅炉工等。

  秋,参加高考,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七七级,翌年春入学。与王小妮、吕贵品等成立《赤子心》诗社,并编印《赤子心》诗刊,与当时中国诗歌的创作与研究保持同步。

  6月,长诗《早春之歌》发表在《诗刊》头题。12月完成第一篇诗歌评论《奇异的光今天诗歌读痕》,后发表于《今天》第九期。与王小妮、吕贵品一起任中文系刊物《红叶》编委,并参与全国十四家大学社团联合刊物《这一代》的创办。大二期末写出2万多字的论文《复苏的缪斯1976至1979中国诗坛三年回顾》,得到公木先生指导。1980年

  与王小妮一起参加《诗刊》首届青春诗会,结识舒婷、顾城、江河、梁小斌等一批青年诗人,更与神交已久的诗人北岛、芒克、杨炼等相识。期间和王小妮参加了《今天》的文学活动。同年12月,开始写《崛起的诗群》。

  1月,完成学年论文《崛起的诗群评1980年中国诗的现代倾向》;同年获《星星》20周年诗歌奖。

  春,从吉林大学毕业,分配至省文化厅下属《参花》编辑部,任诗歌编辑。同年夏,长诗《长江在我的手臂上流过》发表于《人民文学》。年终,《崛起的诗群》在辽宁师范学院社团刊物《新叶》上分两期发表。当时,《新叶》的编者将此文视为奇文,前注编者按,强力堆出。

  1月,《崛起的诗群》发表于《当代文艺思潮》。引发了一场由兰州至北京至吉林至全国的大批判。文章尚没有刊出时,北京已开始组织讨论会。批评《崛起的诗群》的文章当时达数十篇,总字数约数百万字。同年夏,在松花湖举办的吉林省文学年会改为《崛起的诗群》讨论会。

  3月,按单位领导指示,脱产写内部检讨,后被突然发表在《人民日报》,很快被《文艺报》、《诗刊》、《文学研究》等报刊全文转载。同年夏,被通知出一次没有任何任务的差,在全国旅行一个月。

  因被作为“人才”挽留,于1月3号独自秘密离开长春乘火车到深圳,任《深圳青年报》副刊编辑,随即策划编辑了一整版“朦胧诗大展”;同年获《拉萨日报》评选的“全国十大青年诗人”称号。

  加入中国作家协会;7月5日,以个人名义向全国诗人发出《我的邀请》,并于9月份以通栏标题同时发出半版的“大展”预告;10月21日、24日联合《诗歌报》先后刊出了总计7个整版、64个流派、100多位诗人、13万余字的诗歌作品和宣言,以及徐本人撰写的《生命:第三次体验》和《编后》,在全国掀起了“诗歌大展”的热潮。年终,应《当代文艺思潮》约稿,完成长篇诗论《圭臬之死》,该文被演绎成为“党的文艺政策已死”,导致《当代文艺思潮》停刊。

  初,《深圳青年报》解体。经半年多的抗争与妥协,家庭得以在深圳安定。7月,独自一人返吉林省委组织部报到。后经公木、谷长春等协调并经省委领导批示,超编进入吉林省作协,年底返回深圳。工资开至1996年。1988年

  初,主持编辑《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红皮书)。7月,《圭臬之死》(上下)在《鸭绿江》第7、8期刊出。同年8月,与孟浪赴长沙校对“红皮书”并在印刷厂招待所完成诗歌《强劲的思想使我微微弯曲》后,诗创作停笔20年。

  《隐匿者之光中国非主流诗歌20年》获《诗参考》“现代诗10年经典奖”。

  春,妙股失败,入职深圳报人营销公司,任策划总监。7月,与谢冕、孙绍振一起实现了“三个崛起论者”武夷山聚会,回顾八十年代初期的岁月,其时三个“崛起”已成为重要诗歌文献进入当代文学史。夏,散文《在天堂里游水》获第六届《十月》奖。10月,散文随笔集《不原谅历史》由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1月,与友人登泰山。全程台阶,3小时50分登顶。1小时50分小跑下山。12月31日,登广东罗浮山顶,往返12小时。

  3月,率“南中国策划群体”,与大连万达合作,完成大连、长春等房地产项目的策划。同年5月,受邀赴郑州主持房地产项目策划,后加盟房地产企业并任集团公司总裁。9月全家短居河南。

  发表《重新做一个批评家》,主张“诗歌细读”。同年,在《特区文学》杂志主持历时两年的“读诗批评家联席阅读”。同年,与王小妮一起受聘于海南大学,任人文传播学院诗歌中心教授。

  春,《由流落到宠幸》、《诗歌回家的六个方向》、《原创力量的恢复》等系列评论发表。

  开始主持《特区文学》“读诗十大网络版主联席阅读”(至2009年);11月,在黄山召开的“第三代诗歌20周年纪念会”上获得“终身成就奖”。

  在海南大学独创了一种新的诗歌传播方式《诗歌月读》。组建大学生诗歌朗诵团,每月举办一次校园诗歌朗诵会。先后尝试在礼堂、咖啡厅、草地、中学等进行诗歌朗诵。同年,策划举办了“海南国际诗歌节”。年终,获“中国南京现代汉诗研究计划”2007年中国诗歌排行榜“年度诗歌批评家”。

  主持《特区文学》“读诗诗人联席阅读”(至2012年);“世界杯”期间,开辟报纸专栏“诗意南飞”,每天一首,一个月内共写诗近30首。

  8月,在黄山出席碧山丰年庆活动期间,向诗人韩庆成提出中国诗歌流派网构想。二人拟定共同创办诗歌流派网站。9月,参与珠江国际诗歌节广州站朗诵会。10月,应韩庆成之邀专程到合肥,策划、组织“1986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25周年纪念会暨中国诗歌流派网上线仪式,并做主题发言。出任中国诗歌流派网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主编。12月,继“红皮书”之后发出编辑出版《蓝皮书》的邀请函。

  1月,倡议建立中国诗歌博物馆,并多次赴黄山选址考察。3月,受聘担任第10届华语传媒文学大奖终审评委。2013年

  1月,与韩庆成共同主持《特区文学》“读诗中国网络诗歌抽样读本”。3月,担任第11届华语传媒文学大奖终审评委。

  3月,担任第14届华语传媒文学大奖终审评委。7月,完成《放声大哭》等德令哈组诗。10月,分别在深圳、绵阳、广州参加纪念86大展30周年纪念会。

  完成长文《好汉吕贵品》、《86诗歌大展30年后说》、《谁能同时站在两条彩虹的上面》、《以诗为药的自我救赎者》、《沈苇诗歌中史诗元素的异变》等文章。

  完成《诗歌广场舞与泛诗的年代》、《食指尖上的诗歌狂欢》、《我们内心中被隐藏的部分》、《一本了不起的书》、《一本了不起的杂志》等文章。

  完成《两家报纸点燃了一座火山》、《谁教会我们写诗》、《二道白河二见冬林》、《天下掉下一茬人吉林诗歌四十年》、《一个人对抗整个世界》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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